2016年4月1日，布朗大学校长Christina Paxson教授受邀作客复旦通识大讲堂，为复旦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大学：通向知识与人类未来之路”的精彩讲座。复旦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委员会主任、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教授主持了讲座。讲座内容摘要如下：

“我十分荣幸来到美丽的复旦大学来演讲。复旦是高等教育的先行者，正处在全球未来对话的中心。我2012年初到布朗的时候，大学刚刚结束了为期一年、探索中国文化的“中国年”庆祝活动。当被问到“中国年”的缘起时，项目协调人、物理系的谭崇义教授说“布朗的未来在于使校园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参与极为重要。”布朗的“中国年”其实从不同的角度证实了一个许多美国人都已经知道的事实：那就是，中国对世界的知识、经济和科技具有并且将保持巨大的影响力。同时，“中国年”还开启了许多知识交流和合作的新前沿，这种合作在未来将改观世界的前景。这对中国、对世界、以及对复旦和布朗这样立志于为人类的未来做出杰出贡献的大学来说，都是好消息。这也是我今天下午想要讲的话题——复旦和布朗如何联手，开辟我们探索知识的路径；并如何以其鼓励开放和富有创新力的通识教育传统，引领这个全球化的时代。

知识界的传统探索认知的旅途

几个世纪前，丝绸之路开启了从多方向进出中国的知识通道。历史、文学、地理、文化和经济的知识——都曾通过这条不可思议的路径，将中国和其他的文明联系起来。这种交流不但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同时也系连了各方的发明者。丝绸之路是中华文明在世界史上的辉煌的象征——确切地说，它是20、21世纪上海的世界主义的早期先驱。

布朗的“中国年”里，许多学者探讨了英国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李约瑟的著作。贯穿李约瑟著作的是一个人本主义的概念——“科学技术植根于多元文化的传统”。在中国，这个概念便是以道教和儒家为中心，建构在文化之上的认知。这个核心知识传统带动了早期的科技发明和建树。

我认为，学术传统是世界知识增长的良好开端。虽然东西方知识传统各有千秋，但是它们各自都对人类的自身的能力及其与世界的关系，提出过相似的、有共通性质的问题。正如传统的儒、道思想为东方文化提供了指导和智慧，古希腊罗马哲学为西方对意义的寻求提供了一个框架。这两种传统都致力于塑造民众的知识、美德和品行，以更好地服务社会。因此几千年来，他们设定了推动社会前进的认知方式。一代又一代人对知识的传播，拉近了不同的认知传统，使其引向突破性的发现、强有力的创新和相辅相成的认知方式。我们称之为进步。

如今，进步大多跟亲身旅行已经没太大关系了，更重要的是看全球如何合作和协调。随着东西方对世界的视点趋同，我们看到了把个人、想法、经验、研究和机构拉在一起的力量。在数字化时代，知识的列阵是前所未有的强大。

综合性通识教育和参与式大学

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基石，综合性的通识教育以其融汇所有知识传统的内在能力，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有其意义所在。综合性的通识教育常常和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联系在一起，它致力于传授一系列的技能和价值观。例如，思辨能力得益于对哲学的学习，知识的融汇贯通来自对历史的学习，语言和艺术学习使人能在不同情景中交流复杂的观点，区域研究则能练就跨文化适应力，而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则来自于社会科学。

全面的通识教育远不只是西方的一个“学说”。它是一个有实际意义的“定位”——是一条引向无尽知识的综合途径，是一块扩大人类视野的奠基石。在我看来，通识教育跟一个领先的综合性大学的定位是一致的。

作为大学校长，我感兴趣的是大学怎样能充分地利用各种学术研究项目使知识造福于人类: 如何投资学术研究来给予我们新的启发；如何投资新发明来使我们的生活更健康，更富有成果；但最为重要的是，如何培养一批有创造性、有才华的年轻人，使他们引领我们走向未来。

其实，多年来我们都在共同不懈地构建知识经济的架构。通过融合科研、教育、和社会服务，复旦和布朗正在演变成许多人称之为“参与式”的大学。这类大学能扩大我们对知识的生产及其影响的理解，并与社会携手，专门攻克复杂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既需要我们运用严谨的科学手段，又要求有丰富的想象力，去寻求解决方法，专攻全球性的一系列亟需严谨而又富有想象力的复杂问题。

像复旦和布朗这种参与式的大学，正是这个知识经济结构的基石。

布朗自1764年创立以来，就领先意识到艺术、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结合是推动知识发展和理解的核心力量。这个理念沿用在今天布朗在常青藤学校中特有的开放式的课程。这种选课方式使得学生能够自己设计跨学科的，同时又严谨有效的学习方式。

而复旦大学作为中国著名学府和综合学科教育的先行者之一，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复旦以其特别众多的研究机构、附属医院和国家实验室，不断培养出对其今后生活起举足轻重影响的毕业生。

因此，复旦大学和布朗大学都吸引了大规模的国际师生群体。这个有目标的，并富于创业精神的群体能将不同的想法做出不同的有意思的组合。这是我们服务社会、改造世界所必需的素质。

像我们这样的参与式大学能够从三个方面开辟推动知识发展的新途径。首先，我们能利用我们丰富的知识去迎接当今极端复杂的全球大挑战。其次，我们能够营造一个教育环境，以刺激发明创新。第三，就是我们能教导我们的学生成为有强烈道德感的社会栋梁。下面我将分别讨论这三个方面的问题。

全球性的挑战

学术教育应该着眼于应对全球性的挑战。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挑战要求我们跨越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方面去应对它们。就拿全球气候变化这个严重的问题为例，要找到一个解决方法不但需要工程师、化学家和物理学家研究出来的最新成果，也需要在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指导下所制定的行之有效的国际和地方政策，同时还需要我们基于社会学家和人文学家的研究成果，对人类行为和适应性有一个深度的理解。

同样，国际安全、人口老化、网络安全等等问题都需要这种知识协调与合作。要领先应对这些国际挑战，大学就应该从根本上改变它们的研究和教育结构，改变它们与世界交往的方式。它们应该认识到，并去体验院际合作和交流的力量。大学不应该是与它周围脱节的“象牙塔”。要使得它们所创造的知识在世界上产生影响，高等学府就必须跟不同的行业、公共部门，以及整个文明社会有密切的联系。

这就要求我们打破条条框框去寻找令人振奋的科研教育的新途径。在布朗，我们选择的这条新路是投资各种综合学科研究中心。这些中心都是由人文社会科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的学者组成的。我们定期聚集具有全球思维的学者和实践者来分享知识。布朗的称之为BIARI的国际高级研究院启动计划是这种方法的极好的体现。每年 BIARI 都组织四次为期两周的“研究会”探讨国际问题。BIARI 会议是一种真正的，跨越国家、文化和经验的知识协作。它们成为布朗召集的最有活力、最吸引人的学术活动的一部分。

在你们复旦校园里，复旦发展研究院的工作使我十分敬佩。如同布朗的沃森研究所，作为政策和战略研究的中心，这个研究所吸引了国际学者群体的参与和关注。它同时也像我们罗得岛的创新政策研究室，该研究院以其严谨的、基于数据的研究能力为中国管理决策过程的每一层面提供资讯。

这样看起来，复旦和布朗共同相信的是，结合不同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以及有全球视角的公共政策，能够推开答案之门并扩展知识的边界，以抵达当今复杂的全球性挑战的前沿。

创新

参与式大学驱动全球知识经济的第二种方法是创新。我要再次强调，各大学都必须从根本上做一些改变来鼓励创新精神去获得突破性的知识。鼓励创新意味着脱离传统的死板的教育系统。那种陈旧的教育方式无法鼓励学生跨越不同的学科打破条条框框。

当多学科的研究，一个全球性的团队，加上他们带进来的不同的文化和学术传统，再加上当地社区的支持，聚焦在一个共同关心的问题上的时候，创新就繁荣起来了。

这种开放的、综合式的思维常常会迸发出不可估量的创造力来产生出突破性的发明，人类的知识亦因此得以重新组合。布朗有一个突破性的项目名为“设计更美好的世界”，它是一个不同想法的孵化器，一个基于创新的理念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群体。他们相信，社会问题的创新性能来自技术、艺术和设计等不同领域的相结合。布朗和RISD 每年主办为期三天的会议，这些“设计更美好的世界”的一群发明家们在此分享他们的成果并激励创业文化。

“设计更美好的世界”只是布朗和RISD 更大的学术合作项目网的一部分，藉此为学生们寻求创业之路助一臂之力。每个项目都致力于为初露头角的创新者提供一个能使其得以潜心钻研的条件，去获取创业的技能的训练，知名创业者的指导，并得以接触一个由一些充满活力的思考者、制造者、实干家组成的社群，一个健全创业生态系统，形成新思想的社群。

确实，许多布朗大学的毕业生对我讲过，他们作为企业家和创新者的成功可以归因于他们在综合性通识教育和人文科学方面打下的基础——这些领域开启了认知的天地和新的思维方式。

与世界及其领导阶层的道德联系

参与式大学推进知识经济的第三种方式是促使学生和世界形成一个道德联系。利用个人才智去应对巨大的挑战这个理想能够在大学校园里腾飞，部分的原因是大学扩大了人们的知识面，使得他们能在全球的维度里去看自己的社会，把自己看成变革的推动者。通过综合学科的学习所获得的这种道德联系，能够把个人培养成富有思想的领袖人物和全球知识的掌管人。

这也就是开创布朗大学参与式学者项目的初衷。这个项目创造机会帮助学生把课堂学习和社区服务结合起来，让他们走进非营利组织、政府和私企。参与式的大学正在提供越来越多的机会让学生服务于社区，服务于他们的祖国或者各种国际组织，推动一个更能满足社会需求的趋势，将学术知识运用于创造更美好的社会上。

培养为社区、国家和世界服务的领导人物是布朗的基因。这远不是过去的那种狭隘封闭的象牙塔式的高等教育，我们今天的高等教育是建立在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公民社会的参与的基础之上的。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也是复旦的基因的一部分。长期以来这种教育方式能够促使学生们在课堂以外寻求更多的学习机会。确实，复旦源于“旦复旦兮”并非巧合——对复旦来说，新的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机会，一个用来培养和造就建设现代化中国的学生的新机会。

人类的进步与知识的交流、保存和发现

放眼未来，人类的进步将会要求我们本着公开的学术交流的精神，来谈论我们的共同关心的问题。学者们出于他们的好奇心，要去了解世界的运作。他们也同样关注着未来。因此大学必须“播种”，为他们提供专长分享的方式。比如布朗“中国年”的共时课堂，在这样的课堂里，触发这些身处异地的中国学生展开这场太平洋两岸对话的，是一个新的话题：在今天的世界里作为一个中国人意味着什么？这个当代的问题出自知识和理念，也来自人类所经历的全世界的广泛交流。人们可以通过交流找到自己的答案。

这也是我此行的原因之一。我们是两所参与式的大学，我们双方都有许多值得互相学习的地方。我们布朗大学为了保持全球的领先地位，需要学习你们的独特视角和创新能力。我们展望双方的学者联袂共同致力于知识的发现、保存和交流，因为这是布朗治校的宗旨。

今天，我们又走到了另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时刻——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福祉都系念在其之上。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为了全球的利益，我们更需要知识的融合，从而去应对复杂的全球性的挑战。

作为布朗大学的校长，我真诚地希望我们与复旦大学的合作——基于我们共同的人文主义传统，以及对世界的共同参与的这种合作，将成为全球未来的一部分。”

来源：复旦学院、外事处